作者：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女人的职业》中指出，父权制下的女性形象以“家庭天使”为代表，“家庭天使”的特征是文静、高尚、单纯、无私，“她擅长于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困难的艺术。每一天她都在作出牺牲。”很多传统女性都是“家庭天使”，她们压抑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委曲求全，为家人经年累月地默默付出，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电影《出走的决心》就讲述了一个传统女性走出家庭“牢笼”，踏上追求自由、寻找自我的人生旅途的故事，反映了“家庭天使”挣脱束缚的觉醒过程。
《出走的决心》海报
《出走的决心》根据中年女性苏敏的真实人生经历改编而成，由女性主义诗人、编剧、导演尹丽川执导。影片将现实和回忆交织在一起，讲述女主人公李红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状况，以及她为了照顾家人而多次放弃外出计划的经历。最终，面对丈夫、父母、女儿一再地索取和要求，李红终于不再忍耐，义无反顾地驾车离家而去，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影片通过情节叙述和细节刻画，呈现了女主人公李红多年来被“家”所围困、为“家”而付出的人生境遇，揭示了“家”对女性的压抑和伤害。李红的人生创痛首先源自原生家庭，青少年时期的李红怀揣着考大学的梦想，却被父亲以“家里困难、要懂事”为由，强行办理了退学，成为工厂里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父亲总是依照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训，要求作为长女的李红自觉照顾弟弟妹妹，肩负起挣钱养家的责任。
长大后的李红认识了心仪的对象，为摆脱原生家庭，她不顾父母反对，勇敢地从家里搬了出去，与孙大勇组建了小家庭。然而，步入婚姻之后，文质彬彬的丈夫却逐渐暴露出性格上的缺陷，他小气又爱面子，无能又自负，毫无生活情趣，对李红缺乏关心和尊重，总是颐指气使地命令李红干着干那，甚至从言语侮辱发展到拳脚相加。下岗后没有经济收入的李红在婚姻中的地位更显卑微。
在与孩子的关系中，李红仍是一直在付出的角色。她起早贪黑，为孩子操劳奔波，陪伴其成长，直到度过青春期。孩子结婚成家后，李红仍未能获得自由，又陪女儿渡过生育大关，帮女儿照顾宝宝，接送外孙上幼儿园。无论在原生家庭，还是自己组建的家庭中，李红始终在履行外界赋予她的女性“义务”，她可以是女儿、妻子、母亲，却唯独不是她自己。她把时间给了父母、丈夫、女儿、外孙，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影片的犀利之处在于，让主人公李红经历了亲情和爱情的双重“幻灭”。亲情方面，她得不到来自父母的更多关爱，总是被要求为家庭多尽义务，为弟妹多做牺牲；甚至连亲生女儿，也以忙事业为由，要求李红无限期帮自己照顾小孩。爱情的“幻灭”，更是让李红的人生长期处于没有色彩的沉闷压抑状态。当年自己选的结婚对象并没有让她感受到呵护与幸福，反而成了经常对她进行精神打压的人，以至于李红脱离了原生家庭之后，陷入更加沉重的“枷锁”之中。
为了突出和强化“父权”“夫权”对李红的压制与剥夺，影片将孙大勇塑造成一个颇为极端的“奇葩”。他不仅自私自利、斤斤计较，而且大男子主义十足。他毫不顾及妻子的感受，稍不如意就以“不明事理”加以指责，对妻子进行贬低、道德绑架和思想控制。李红的付出，在丈夫眼中都是应该的，他固执地认为，李红的一切都是自己给的，李红的东西也都属于自己。片中有两个生动的细节描写，一次是孙大勇想把女婿送给李红的手机据为己有，一次是他拿到车钥匙后不愿交给李红。这两个细节深刻地揭示了孙大勇身上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影片采取先抑后扬的叙述策略，让李红想要外出的愿望延宕到最后。当她驾驶着自己分期付款购买的汽车，在名山大川之间无拘无束地遨游时，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舒展。家的牢笼般的禁锢与离家后的自在行走，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观众与主人公达到高度的共情。
然而，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影片暗含的结论是在激进女性主义视角下，通过故事情节精心编排形成的。影片创作者有意识地遮蔽了家庭生活温馨、和谐的一面，把“家”恐怖化、妖魔化，刻意凸显家人一起吃饭时，丈夫、女婿、女儿相谈甚欢，只有李红一个人在厨房忙碌的情形，回避了李红与外孙之间的天伦之乐。在画面色彩和空间上，一方面以暗色调来表现李红家中的光线，给人沉重压抑之感，空间上也显得非常逼仄、狭小；另一方面，则以高光的明亮色调表现她驾车出行时沿途的山水景物，空间上也显得非常开阔。有意为之的艺术处理和鲜明的对比，强化了“出走”对于女性的拯救性意义。
《出走的决心》揭示了传统女性的生存困境，但以“出走”的方式摆脱家庭，通过自驾、漫游追寻“自由”，是否就是女性唯一的出路呢？不管是现实中的苏敏，还是影片中的李红，她们的生活和选择对广大女性来说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与可复制性? 事实上，女性有可能在家庭付出与追寻自我价值之间实现平衡，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劳作与外出旅游的舒展身心也可以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调剂，而不是非此即彼，走到某个极端的处境中。
作为近年来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电影文本，《出走的决心》在女性主义视角和观念下讲述故事，引发人们对女性困境的关注，是其价值所在。女性如何真正走出困境、彰显主体性？如何建构婚姻家庭中和谐合理的男女两性关系？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持续深入地思考。（周仲谋）